◎浙江最初之师范生

　　浙江之有师范学校，始于清宣统初，其先蔡孑民丈倡议欲立，为杭州绅士翰林院编修樊恭煦介轩姻丈所阻。介丈为余舅母之兄也，以终养在籍，其人自命持正，而实妒其议不发于杭绅耳。丈垂老复起为江苏提学使，则师范学校已为定制，固未闻有异议于当官之时也。然余于光绪二十五年入养正书塾，肄业三年，余与汤尔和、杜杰风以特班生，周敬斋、叶书言、龚菊人以头班生并兼课幼生一班，略如后来师范学校之有附属小学供师范生毕业时实习者也，时余等六人亦称师范生也。

　　◎米海岳论书法

　　黄晦闻藏米帖八种，有海宁蒋氏《重刻群玉帖》中第八卷下册及《白云居》米帖，余借观之。《群玉帖》第九册云：“学书贵弄翰，谓把笔轻，自然手心虚，振迅，天真出于意外。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，若一一相似，则奴书也。其次要得笔，谓骨、筋、皮、肉、脂、泽、风、神皆全，犹如一佳士也。”余谓运指则把笔自轻手心亦虚，亦无不振迅矣。余作书即患太迅，亦以运指故，不得停留也。运指故天真每出于意外，而欲不异人不可得矣。帖又云：“笔笔不同，三字三画异，故作异；重轻不同，出于天真，自然异。”此亦从运指即可得之也。帖又云：“书非使毫行墨而已，其浑在天成如莼丝也。”余谓常人作书，无非使毫而已。米所谓骨、筋、皮、肉、脂、泽、风、神，自无一而具，彼虽用墨，不过具点画耳。故使毫行墨，于墨以见骨、筋、皮、肉、脂、泽、风、神而非见其点画而已也。帖又云：“得则虽细如髭发亦圆，不得虽粗如椽亦褊，此虽心得，亦可学入，学之理可先写壁，作字必悬手，锋抵壁，久之必自得趣也。”余按：唐以前盖尚无如今之桌椅，席地而坐，铺纸<立卑>几，其作书也，无不悬手，故不但仰可题壁，亦俯可题襟，使笔如使马，衔辔在手，控纵自如，平原则一驰百里，崩崖则小勒即止。今有桌椅，故作书者作方寸内字，几无不以腕抵桌，而笔皆死矣。甚者即方寸外字亦复不悬手，彼因不知所谓书道，亦何足怪。故今欲学书，写壁实为无上善法，苟能书壁，则桌上作书，悬手绝无难矣。盖写壁较桌上写，难不啻以倍也。在壁有尽，或竟无可书之壁，岂遂不可学书耶，可张纸于壁书之。然壁实而纸浮，书之更难，久学亦无难也。至于桌上作书，即方寸内字亦须直躬而坐，悬手使笔，大氐初试竟不能下一笔，习久而以俯身以腕抵桌为不便矣。伏庐昔有《一雅集》，余尝与焉，余作书即写扇面亦如是也。邵伯纟先生则以手抵桌，挥洒自便，然其书无论真行及草，一纸始终无一奇怪之笔，惟以形式不取整齐，笔致不尚光刂为尽美耳。有以小字亦以悬手为问者，彼答不必然也。余谓唐人写经，验其笔法，是悬腕作者，或以语吴雷川丈，雷丈云：“悬腕如何能写得？”余又尝为高鱼占书扇，鱼占誉之。陈叔通师丈欲明余作书之苦，告以此亦悬腕肘所为，鱼占曰：“如此者我竟不能下笔。”吴丈不以书名，而伯纟、鱼占皆负誉者也，其实今之书者，十九皆若二君也。人因谓观者一样称誉，亦何必然。噫，为得世欲之誉，诚不必然，以艺术言之，岂可不自尽耶。帖又云：“余初学颜，六岁也，字至大一幅，写简不成，见柳而慕紧结，乃学柳（《金刚经》），久之知出于欧，乃学欧，久之如印板排算，乃慕褚，而学之最久，又慕□季转折肥美，八面皆全，久之觉□全绎‘兰亭’，遂并看法帖，入晋魏平淡，弃钟方而师宜官，《刘宽碑》是也。篆使爱咀楚石鼓文，又悟竹简以竹笔行漆，而鼎铭妙古考焉，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，小字大不取也，大不取也（此四字疑为衍文——编者）。”此老示人以其学书甘苦，并其经历，字字是艺坛金鉴也。今之教学书者，或先从赵、董入手，梁闻山云：“子昂书俗，香光书弱。”然则此乃取法乎下矣。入手处差，以后欲脱牢笼亦不易矣。或教先从颜、柳入手，此则取法乎中者也。近世稍称能书者，无不习颜入手，然所作类似墨猪，上则如田舍汉，且以此骄人，谓鲁公亦不过得此评耳，然鲁公《傺侄文》、《争坐位》，何尝尽如此，只有一副本领耶。柳书米老取其紧结是也，然筋不藏肉，与道因圭峰同有寒乞相，岂可学耶。或教先学欧阳信本、褚登善，似得之矣。然欧、褚皆亲见晋人真迹，得其笔法，而后之习欧、褚者，无非从翻本或劣榻《九成宫》、《圣教序》等临摹，得其形似，便以为尽能事，直使欧、褚发噱于地下耳。又或先学《张猛龙》、《郑道昭》，可谓取法乎上矣，然不得笔法，则与学欧、褚者同其所得。近世吾浙有赵叔、陶心云，皆能书魏碑，然叔尚知笔法，所作尚活，心云全是死笔。余以为学晋唐书不易藏拙，写魏碑最可欺人，欲以藏拙欺人，任习一二种魏碑，便无不可，否则未得窥其法门，总不可遽语高深。或教先从魏晋入手，或先习篆隶，此法陈义过高者也。昔吾乡谭复堂先生教子弟，辄先以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，其子亦能信口而道，实乃一无所有，能述庭训耳。学书而先篆隶，亦犹是矣。且余以为今通以汉之八分为隶书，其于真书尚为高曾矩，若篆书实为祧祖矣。或以为篆书欲得其圆劲，学隶书欲得其方劲，其实得使笔之法，方圆自然而致也。学隶书于结构间架犹可取法，篆书则石鼓、秦公敦小具格律，其他布置随情，当时书者，本非秘阁通才，艺林供奉，率尔下笔，但循规矩，犹之魏碑竟有类匠人所作者。昔余友张孟劬赠余唐高宗“辛未伊州塑匠马报远书天请问经”，审其笔法，与六朝名书实无区别，特艺不精，不足登于书林耳。然则在昔流俗作书，犹有渊源，如今文人学士，不晓书道，继习禹碑，亦复何裨。故余以为今欲学书，先受书法，次作临摹，临摹首求真迹，真迹难得，则今之照相本善影本其次也。然真迹之出钩摹者，亦犹可观，以其虽出钩摹，犹循真迹笔法也，然亦惟唐人钩摹者可观耳。若钩摹本之照相本影本，便存匡廓，无笔法可得矣。至于石刻本已不啻影本，苟非善刻，又非善拓，不如不习，不习犹保其璞，田地干净，下种便易，且得良好收获也。临摹之道，则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一云：“学书妙在神摹，神摹之法，将古人真迹置案间，起行绕案，反覆远近不一观之，必已得其挥运用意处，若旁立而视其下笔者。然后以锐师进之，即未授首，亦直迫城下矣。”此说可取。余小时读书杭州宗文义塾，一夜有同学之年皆逾冠者，相聚斗书，同作一“九”字，而余竟得最胜，以余尝得遗箧中一《九成宫》照相本临摹熟习也。后学一赵书某碑，亦临摹能得其似，然彼时对本笔笔照摹，无异初学书时影写朱字帖也。其后薄书不学，及复喜书，遂不事临摹而爱观名迹，然不知作书有笔法也。从余直观觉如何是美者，便印入脑际，下笔时意想得之，亦复往来笔下。既明书道，则无闲暇可以从容临摹，又即临摹，不及半纸，即生厌倦，故仍循余故习。随时熟观，然偶一临摹，虽不终纸，而神气奕奕，点画不必全似，而远远相对，居然便是某书，正与李言若合符契也。缘是之故，余书亦不入某家牢笼，出入自由，今虽无成，不敢自菲，假我以年，阔步晋唐，或有望耳。又帖云：“书字须要骨格，肉须裹筋，筋须藏肉，帖乃秀润，在布置稳，稳不俗，险不怪，老不枯，润不肥。变态贵形不贵苦，苦生怒，怒生怪，贵形不贵作。作入画，画入俗，皆是病也。”余按：颜鲁公肉胜（亦惟《家庙碑》等），宋徽宗筋胜，虽各有其美，而不可复学。筋肉停匀，二王之后，墨迹可观者，虞永兴、褚河南可为准绳者也。米言布置，极须神会，并非如宋板书籍中字，以四平八稳为得布置之宜也。每一字中，分间布白，极意经营，正如绘事，丈山尺树，寸马分人，山腰云塞，石壁泉填，楼台树遮，道路人行，总使吾笔下后，悠然无间，人目所至，恰当其心，斯乃谓稳，亦不俗矣。笔虽若崩崖绝壑，而不使人碍目，则险而不怪也。米所谓“贵形不贵苦”者，形字亦须神会，乃谓自然成形，由笔法使然，蔡中郎所谓“奇怪生焉”者，非刻意为之也。刻意为之，斯谓之苦，苦自生怒，怒自生怪。

　　◎梁闻山评书

　　《念劬庐丛书》本梁闻山评书帖云：“子昂书俗，香光书弱，衡山书单。”此说深中余意。子昂书以《仇公墓志》为其作最，向沈尹默极举之，亦临摹一时，然尹默卒未入其樊笼。余乍见此碑，亦深喜之，然数观以后，便觉伎俩有限，而气韵甚俗。子昂颇学陆柬之，柬之学虞褚而自成面目，其书亦少有俗笔，然毕竟是唐初人物，师承又佳，故瑕瑜不相掩，亦复微瑕耳，子昂实不得其佳处。柬之书《文赋》迹尚在故宫，有影印本，虽不佳，尚略可规度其笔法，自是虞、褚真传，子昂书除侧媚以外无所有也，余以为鲜于伯机实过之，即张伯雨亦转雅也。香光书若大家婢女，鬓影钗光亦是美人风度，然不堪与深闺少女并肩也。抑余以为香光不但弱，亦兼单，要是筋肉不匀，且虽老而实枯也。衡山书若稍厚，便及鲜于伯机矣。帖又云：“《道因圭峰碑》如此结实，何尝非唐碑中赫赫者，一较大欧，丑态百出，并无稳适处。”此论亦公。又云：“学书尚风韵，多宗智永、虞世南、褚遂良诸家，尚沉著，多宗欧阳询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张从申、苏灵芝诸家。”又云：“风姿宕往，每乏苍劲；笔力苍劲，辄少风姿。书趋沉著，忌似苏灵芝辈肥软。”余谓智永“真草千文”真迹今尚传世，余见日本影印本，风韵自不待言，然与唐人书《月仪帖》一较，便见千文沉著矣。庙堂碑何尝不沉著，河南之书，绵中有铁，此三家者为风韵所掩，然不得谓之沉著也。欧阳书劲秀，凡秀者无不具有风韵。褚书《梁房公碑》何尝不同此二美耶，盖自开、天以后之书，始不甚能两兼，然李、徐诸家亦非无风韵，惟鲁公诸碑天骨开张，肉掩其骨，风韵稍损。徐季海《朱巨川告身》真迹今存故宫，一去圭角，故风韵亦若阒然。然风韵不必但取诸佳人名士，彼山林隐逸，庙堂华衮，只须不落俗字，亦各有其妙也。

　　◎姚仲虞论书法

　　震钧撰《国朝书人辑略》卷十《姚配中传》，载仲虞论书法者至三千余言，其中据《说文》以诂陆希声之拨镫五字（ㄓ、押、钩、抵、格）林复梦之拨镫四字（推、拖、拈、拽），实未尽善。以清代治经之法注重训诂，然已不免有展转引申、回护相证之嫌，施之此道，止见迂曲而已。然谓“此一执笔一用笔合之即孙过庭之转使执用”。又谓“陆氏五字，盖执管以大指ㄓ其里，中指钩其表，食指押其上，名指抵其下，复以小指格之，林氏所云推拖者，方之用也。推之则毫开，因拖而翻转之则方矣，此平颇出以按提也。所言拈曳者，圆之用也。盖笔著纸，按之环转如蹂物，拈而拽之，后转而圆矣，此按提出以平颇也。但拖拽义无大别，而为法不同者，拖为翻转，拽为绞转，能执能用，则八法可得而悉，虽其变无方，要不外按、提、平颇、绞转、翻转之用交易其间。”余按：翻绞者，实一笔之中自起至讫，无不应然，特在中间，已掩于墨耳。绞转视翻转尤为难察，故自古亦无言之者，然如《金石峪》竟无一笔整齐，皆如拈丝。后人学之者，只是将笔在纸上左右作力，不使平直，不悟正由翻绞同时，而作者技术之异，故痕迹显豁耳，然非悬肘腕，运五指，不能翻绞自如，运指亦自然绞也。

　　◎听余叔岩歌

　　忽焉有感，肠回意惨，悲从中来，书李后主词以解之，而悲愈甚，乃与智影往开明听余叔岩歌。叔岩不应歌者数年矣，今晚为救济湖北水灾而出，坐无虚席，其所演为《打棍出箱》，往年观谭鑫培演此，出神入化，可谓观止。叔岩虽不及，而闲谈尚得鑫培之遗风余韵，歌音顿挫处无俗响，马连良直小巫耳。然《问樵》最佳，《闹府》次之，至《打棍出箱》，实已强弩之末。盖叔岩体弱，虽养息数岁，犹不能任也。数月前曾观谭小培演《闹府》至《出箱》，毫无父风，今观叔岩演此，又如食橄榄，可数日味矣。然余忽起一念，谓智曰：“此时此中曾有人念念及国将亡耶？”于乎，余乃亦此中一人耶？

　　◎陶方之悉民间疾苦

　　许季茀示其王外舅《陶方之先生模行述》。方之先生由翰林散馆，得知县，历在西陲，递升至两广总督，为清末循吏之冠。观《行述》所载，先生少时，亲市蔬菜，担水河干，则其后之悉民间疾苦，而操持廉洁，有自来矣。

　　◎《兰亭八柱》真伪

　　徐森玉、邵茗生约观故宫所藏《兰亭八柱》。余初望颇奢，得观，则又废然。盖《八柱》中惟董香光、张得天及清高宗临本是真，然皆卑卑岂足赏耶。赫然有名之虞永兴、褚河南、柳诚悬、冯承素四本，皆赝鼎也。虞本虽伪，而在此各本中为特佳，然实即张金界奴本也。董香光以其不尽似褚，定为虞书，既无根据，亦非精鉴。永兴书如《汝南公主墓志》，虽系自运，与临写不同，然名家之书，自有面目，故欧、褚所临，终有欧、褚笔法，以此与汝南墨迹一比便明矣。柳诚悬本，绢与绢色皆非唐物，盖是宋或宋后之习颜、柳书者所为，且复不佳。冯本出于伪造，一望而知，即题跋亦多伪笔。独褚本最怪，此本即郁冈斋所刻“列苏家”第二本，后有米海岳题《永和九年暮春月》一诗，及元戊辰海岳题记，亦有苏耆天圣八年重装题记，有范仲淹、王尧臣题记，然褚书不徒恶劣，且填改显然，如“天、也、朗”三字，“也”字纸少损，托之装裱时填改，尚可说也，若“朗”字则纸绝未损而填改甚明，然并非双钩后再填也。苏、范、王三题及米戊辰题记亦均显为临摹。米题不独神气不贯，即笔亦绝与米书不合。独米诗确为真迹，但此诗与前后隔纸，前后骑缝处图章似皆后加，疑或以伪迹而冠于米诗之前，又补各记于后，此种伎俩故非无例可证也。若果如余所疑，则与余前谓黄晦闻所藏宋拓河南临本为苏家第二本者大有关系，余说似可或立矣。今日乃故宫开审查会，余非会中人，然观会中人审查亦殊草草，美人福开森及陈伏庐丈外，有唐立广，余所识也，别有一位，未询姓氏，然其人审书毫无识解，即伏丈、立广于此亦实门外人也，郭式五则纯以古董家方法作鉴别耳，福开森更非此道内行。余谓鉴别书画，非真能书画者不能任也。所谓真能书画者，今既不多，真知书者尤少。惜此数公皆昧于此道，而又草草作断耶。审查会毕，余与福开森先出，道中相谈，福开森谓：“中国今有主张联日、联俄、联美、联英者，皆不对，因彼等肯与中国联者，皆为其自己利益故也。”又谓：“各地须自治而统一于中央，中央不可太揽权，须容纳各地之意见。”余因谓：“由下而统一于上者为真统一，由上而统一于下者为伪统一。”福开森曰：“然。”

　　◎李若农善相

　　侍叔通师丈坐，闻李若农先生文田轶事。先生广东顺德人，以殿试一甲第三名入翰林，终于侍郎。平生精治西北地理，又擅书，闻名藉甚，然多不知其复精姑布子卿之术也。闻其术受之清故相英和，英和不知受于何人。英和相人甚验，有欲从受其术者皆不可。一日，途遇一计偕者，趣令从人询得名姓，即遣人诣其寓召之，其人魏姓，闻命惶恐，商诸其侣，其侣曰：“若未犯法，得相召，必有大望，无恐也。”魏乃应召，英和询魏知相法否？魏以略习为对。英和谓之曰：“汝无贵相，即赴礼部试亦无望，第姑应之，不得举亦无怨，可来寓余家，当以相术传汝。”魏果报罢，遂留都，寓英和所。英和命之窃相来客。一日，吾杭许滇生先生乃普谒英和，魏先从棂际窥之，惊曰：“状元宰相也。”及英和肃客，魏复相之，详视天庭，乃曰：“鼎甲而不元，一品而不相。”文恪果是榜眼而以吏部尚书终也。若农先生虽亦出英和门，而受法于魏。先生尝相其门人沈子培先生曾植、汪穰卿丈康年、汪伯棠丈大燮，谓子培当终三品，穰卿当以聊倒毕生，伯棠当至侍郎，悉如其言。然子培清亡后犹拜尚书之命，棠丈建国后官至国务总理，略当清之相职，而先生仅举其清代所历，又不知其故也，萍乡文芸阁廷式以尝授德宗之珍、瑾二妃读，故当二妃有宠时，颇喧赫，附势者辄谀之以当大贵。一日，先生见广坐皆谀之不置，私谓所亲曰：“大家皆乱说耳，芸阁官不过四品，且即当失势。”已而亦如所言。泗州杨士骧起家翰林，尝托沈子培请先生相，子培苦无间，一日，并会某家，正同席坐，子培以为得机，乃询先生：“今日同席者相孰贵？”先生曰：“杨最贵，当至总督。”士骧竟卒于直隶总督，人果于相定其禄位耶？

　　◎陈止庵师遗事

　　叔通师丈先德止庵太世丈师为湖北随州，廉爱著闻。时湖广总督为张文襄之洞，下书捕盗，令甚严急，且命吏督察州县，有无讳匿。至随州者为候补直隶州张某，故河督张祥珂子，故人也。到州寓治所，一日，师正治讼，张在签押房见一牍，正为盗案而未申报者，即电闻南皮，南皮复令会审，张商之师，欲先独鞫，师持不可曰：“吾可会审而不发言，任君独讯，但此案非匿报，正以未得证，不敢遽以盗定谳也，决不能以严刑逼供。”张不得已尽诺之，然竟不得盗证。张乃谓师：“若此，吾无以复命，愿有以为我地者。”师曰：“某为州长，不能诬良民为盗也，即君以实告，未必致降谪也。且此案有十三人，以十三人之性命为君地，余固不可，君亦安乎？”张犹期期，师曰：“若必然，某与君会审而别复耳。”时提刑使者为陈右铭先生宝箴，故不以南皮之举为然，且知师廉爱，即手书与师，谓：“公据实申报，若有责吾当任之。”案遂定，适师以弟殁告终修养离州，继之者即张，张颇欲翻前案，亦卒无可得。

　　止庵师以病将去房县，有一讼案，久不得结，盖有欲利之者，唆两曹使相持也。师念去房后，或益深其累，乃遣使谓两曹曰：“此案年月已久，若辈受累已深，若不及吾在结之，恐无日矣。”及两曹至，师力疾，卧而治之，两曹皆感泣相谓曰：“父母官如此待吾侪，吾侪尚忍相持耶？”即画诺而退。师在房时，曾焚一木偶，以其为乡人所信，因而赛会相争，屡致命案也。及师以病去房，居省，房人来省视疾者不绝，率农樵也，忧形于色，有请师名刺者，询之，则曰：“大老爷之病，或系焚神像所致，大老爷固不肯往谢神，吾辈持大老爷名刺往祷之耳。”时房人且将为神更造铜像，师乃谕之以理，且戒以不可更铸像，房人亦诺之。

　　◎陈右铭能举其职

　　陈右铭先生宝箴按察湖北，兼署布政使时，襄阳县知县员缺。先生谒总督，总督语以襄阳可畀朱某；谒巡抚，巡抚曰：“可畀张某。”先生归署，则悬牌两面，一署曰：奉督宪谕，襄阳县知县委朱某署理；一署曰：奉抚宪谕，襄阳县知县委张某署理。于是众论大哗。时总督张之洞、巡抚谭继洵虽怨先生，而无可奈何。有劝先生者，先生曰：“委员吾责，督抚而干与之，是目中无布政司也。”坚不肯收回所悬牌。后由诸道再三调处，乃两撤之，而由先生别委员署理襄阳，张、谭亦竟无奈何也。

　　◎乡民之骗术

　　廿五年八月廿九日访友，遇一卖干菜者，涕泣不止，及余归，犹见其踞地而号。异而询之，则言途中腹痛，入一家求药，置担门外，出则铜圆三百枚失去矣。余悯之，倾怀所有，得银币四角，予之。此虽非济人之道，特余非在位，力止如是而已。归以其事语归云，归云曰。“此骗子也。”余斥其不当诬人。乃月余又遇之，一如故态也，谁谓乡人尽愚哉。

　　◎徐世昌不齿于翰林

　　得《越风》社书，嘱为文于辛亥革命纪念特刊。《越风》有纪徐世昌事，大意在为徐粉饰标榜也。世昌为人，已有公论矣，其以翰林发往北洋大臣差遣，侍从以为奇耻，抵直隶，谒总督李鸿章，通者以世昌翰林须开暖阁门俗称麒麟门者逆之否为问，合肥曰：“此差遣员也，令入官厅，与群僚齿。”词林益以为辱。其平生所为，直一热中之官僚耳。至或称其不附和袁世凯称帝及反对张勋复辟，要皆为己留地步，谀之则识时而已。北洋系之分裂，实世昌致之。直皖之战，段祺瑞衔之切骨，芝泉执政时，余亲闻芝泉言：“菊人安足语为人，若死，吾并挽联不屑致也。”耄年犹嗜货不止，拥财数百万，而不恤其子妇。其得法兰西博士之赠，乃以二万银圆买得黄郛所作《战后之欧洲》（书名或误）一书以为已有耳。名利既遂，乃欲以理学自文，提倡颜李之学，不知其读“四存篇”自省何如耶？其膺选总统后，陈仲骞尝戏语曰：“吾事事可比东海，只欠一手苏字耳。”

　　◎许叔玑墓表

　　许心余寄来其尊公叔玑先生墓表拓本，表为余作，亦为余书，文甚美，昔林琴南谓余文似恽子居，张孟劬、蒋宰棠则谓在尧峰、雪苑之间，然此皆见余壮岁所作耳。近二十年来竟少属笔，各方请白，悉谢不为，惟《纪人庆传》及此表余自欲为之者也，此文不自知其似何人，盖以前作文，自有追摹某家之意，近惟自运匠心，不得依傍门户矣。此书八尺大碑，目患近视，故不见佳，然亦得若干佳字。昔米元章书其《元日明窗》诗数纸，自记有数字佳，可知满纸尽佳，古人亦难。然此刻工手甚劣，不独尽失笔法，且将一字结构移动，往年余为吴县甫里书《保胜寺古物馆记》亦然，以此见古碑佳刻之可贵，唐太宗《温泉铭》刻手真神工也。

　　◎王右军《感怀帖》真迹

　　读外祖父邹蓉阁先生《问桃花馆诗集》，有李子芬孝廉世贤出观王羲之《感怀帖》草书真迹。此卷宋徽宗内府所藏，后归东海徐元度，今藏利津纪氏诗，此卷今不知尚在人间否，辄为神往。然右军书传多为伪迹，此又不知何如也。先生诗集后更名《存悔斋集》。与外祖妣所著《竹斐夫人遗墨》，并见著录于《杭州府志》。余父所藏有二本，其一清本，三十年前余寄存邓秋枚、黄晦闻及余所创设之国学保存会图书馆，后闻秋枚以书售诸复旦大学。此书如何，余访秋枚不得其所在，亦不知此书所归矣。其一大氐为初清本，即此本也。先生官金山时，适当太平军至，尝夺得敌人赤帜为妾制裙，有歌纪之，艳称于时。昔唐宋诗人多出于簿尉之间，固不以卑官损誉。清代晚季，可以赀得官，佐贰之职，文学之士所不屑为，如先生当厕诸常建、张羽之列，士论之所惜也。妣汪氏，名忄宣，同县人。汪故望族，簪缨相袭，闺门之内，翰墨如林，故妣亦擅诗词也。妣先先生卒，墓在吴江雪巷之陈家荡，伯舅福昌拊焉。

　　◎红芋诗人

　　余外祖邹蓉阁先生号红芋诗人，尝与黄树斋爵滋、戴醇士熙，结红亭诗社。先生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一年，故往还如姚秋农、文田、张仲雅云敖、张仲甫应昌、林少穆则徐、屠琴坞、孔绣山、赵次闲、陈硕士、汪孟慈、罗萝村、张仲远、胡书农、杨利叔，皆一时名辈也。龚定子孝拱，亦先生友。

　　◎瓷器由来

　　朱志瀛来，问{兹瓦}所由始。余按：《说文》云[B21A]，[B21A]也。”[B21A]即油漆之油本字，亦即[B21A]器釉泽之釉本字。《汉书·赵皇后传》：“殿上{髟木}漆，”字省作{髟木}。[B21A]又即今言{兹瓦}器之{兹瓦}本字。{兹瓦}字《说文》无之，字亦作瓷，始见于《西京杂记》引邹阳赋，《杂记》或言葛洪所作，或言吴均所作，然所引赋不必亦为伪造也。吕忱《字林》亦署“瓷”字。忱，晋初人，然“瓷”字不必始于晋初也，则汉自己有{兹瓦}，惟《御览》引魏武《内诫令》：“孤有逆气病，尝储水卧头，以铜器盛臭恶，前以银作小方器，人不解，谓孤喜银物，合以木作。”是彼时尚未盛行瓷器，否则瓷不愈于铜木耶。“缥{兹瓦}”之称，见于晋赋，缥为青白色，正谓今之青白釉矣。今见汉陶器上有釉，则《说文》不署釉字者，[B21A]即本字，不录瓷字，[B21A]亦即瓷字也。《周礼·巾车》：“{髟木}饰。”注：“故书{髟木}为次”杜子春曰：“次读为[B11H]，垸之[B11H]。”[1234]从次得声，次黍音同清纽，故或谓[B11H]为次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：“兰陵有次室亭。”《地道记》曰：“故鲁次室邑。”《列女传》有漆室之女，瓷从次得声，则知古以瓦器上之釉，犹木器上之[B21A]，故即以名[B21A]瓦器上之泽者，而后乃造瓷字。

　　◎杭州葬法

　　造墓各地不同，杭州之俗，下棺后以石灰黄土调以捣叶捣成之汁，名曰捣浆，舂之成粘质，而敷于棺之四周及上，名曰灰椁。惟棺底亲土。灰椁坚如铁石，斧斤不能损之。太杭谚有“铜墙铁盖豆腐底”之说，以棺底亲土易朽，盖取速朽之义，而不忍亲骸为土中虫兽所伤，故以灰椁卫之，故葬法莫善于杭州。然灰椁亦以工到为能如此，故必老于其事者监之。舂灰椁有组织，十人为一曹，二人为外作，外作任取土运灰等事，曹工惟任舂及舂毕运置墓穴中耳。大氐一棺用灰一千斤以上至二千斤，和土相等，或三之二。如用灰千斤以上，必须四曹舂一日，或两曹舂两日，若灰多更须增曹，然穴小正不须多。而承揽造墓者，杭州谓之坟亲，坟亲自以多为善，取利大也。灰椁舂法，先以土一提箕倾地上，加石灰一提箕，如此三番或四番，然后一曹中以八人任舂，二人更番休息。舂以二百四十下为一手，六手而成。一手毕小休，每手先百下，八人齐舂，而甚怠，其意在和灰土而已。其次百下，分三板，初三十下，次四十下，再次三十下。每板八人，分先后下杵，至将毕，亦八人齐舂，此三板较劲，每板将毕，十余下最劲，皆鼓胸腹，举杵至首上，臂成直线，然后下，每闻杵相击声，而此三板每下一杵，人即易位，成回旋形，往往足亦离地，用力甚者足离地至尺许，故至每板终时，无异跳舞，然其劲者，莫不流汗如雨也。末四十下则较初百下尤怠，盖力尽而藉以休息矣。初末皆呼邪许，中百下则若歌唱，声调抑扬清越，每曹以一人轮流报数，各曹中亦以一曹轮流报数，而一堆中边，其舂亦有规定，不漫下杵也。如一曹之中皆属老手，则步伐举动，极为整齐，如各曹中有营葬者自行招致者，名为客曹，客曹舂地必居上位，有客曹则相竞。客曹既为营葬者所自致者，必有以自异，亦弥致其力。而造墓者所招致者曰本曹，本曹不甘示弱，亦弥尽力，甚有相竞不下而致疾者，不悔也，故营葬者利用此以求灰之固。然杭州灰椁之工，亦止龙井、翁家山为强，次为留下镇，次为四乡，四乡之工实无足取也。今龙井、翁家山皆以属市之风景区，不许营葬，此事亦将因社会之趋势而消灭，余故为之记。

　　◎林迪臣先生兴学

　　四月廿四日，赴孤山林社，公祭林迪生先生。先生名启，福建侯官人，以翰林出守。其知杭州府事时，创设新式教育机关三：一曰求是书院，似高等学校、中学校之混合学校，求是递传而为浙江大学堂、浙江高等学堂，国初乃废。一为养正书塾，似中小学之混合学校，养正递传而为杭州府中学堂，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。一为蚕学馆，似职业专科学校，递传而为浙江省立蚕桑学校、浙江省立蚕丝学校。余为养正书塾学生，彼时每年三节，由一府两县轮流督试一次，试列高等者有膏火之奖，余两受先生试，幸列高等，以昔习言之，先生为余受知师也，故余在杭而逢公祭，虽风雨必往与。养正书塾之初立，虽似中小学之混合学校，然后三年，设头班、师范班。特班、头班之程度，实与求是书院学生无别。彼时杭州有东城书院，月有试，与敷文、崇文、紫阳三书院同。东城山长由迪师聘林琴南任之，试法改新，求是、养正之学生固同与试也。养正之有师范班也，其制实为吾师瑞安陈介石先生创之，盖师本在上海叶浩吾姻丈瀚所办之教习速成学堂任教员，移教养正也。社中祀高啸桐先生，啸桐先生于迪师兴学之计参画主持之也。

　　◎叶左文之孝友

　　得王子舫书，言叶左文相念，可感。左文名渭清，籍吾浙之兰溪。父商于开化，遂家焉。左文母亡，母继母如母，弟异母弟如弟，推产业尽与其弟，而自以笔耕养妻子。清末，举浙江乡试，时年未冠也。会科举废，以考职得盐大使，发广东，运使丁乃扬课吏，为第一，委署南雄场大使，优奖之，人所求之不得者也。左文就官未满岁，即辞归。事亲读书，笃信二程朱熹之学，精校勘，所读书丹黄悉遍，殆傅沅叔章式之所不及也。尝有志校订《宋史》，以糊口四方，未遂其志。余初佐教部，欲任为京师图书馆长，不允就，乃聘为编辑。居馆，公事竣即读书，同事者惊为今之圣贤。余去部，左文亦旋去，盖不欲久屈也。及余再至教部，复聘为编审员，左文强屈焉。旋又辞去，谓事简不欲糜公禄也。后应北平图书馆之招，任校勘《唐六典》，其为讠为讹不可胜正，而左文性谨严，从事二年，不能毕业，其书借自吴兴嘉业堂刘氏，促归，并托董授经康至馆代之索。授经言侵左文，左文即辞去，馆中数速之复起，不应也。余识左文于广州，左文方以介执业吾师瑞安陈介石先生门下也。左文既弃官归，余亦旋归杭州，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。邀左文至杭州，寓余家读书，会儿子龙潜当就外傅，为延吾家一浮为启蒙，而令受业于左文，欲其取则也。

　　◎清季杂志

　　清季光绪二十年后，杂志渐兴，梁任公所主持之《昌言报》，汪穰卿丈所主持之《时务报》，唐佛尘所主持之《湘学报》，童亦韩丈所主持之《经世报》，皆今日之杂志类也。稍后而发行于上海者，如蒋观云丈所主持之《选报》，余师陈介石先生所主持之《新世界学界》，罗叔言所主持之《农学报》，亦皆以报名。而马一浮、谢无量所主持者独曰《翻译世界》，《选报》、《新世界学报》皆诸暨赵彝初祖德出资经营，彝初先治《选报》，招余佐观云先生编辑，而彝初喜多务，谋于余，欲更创一报，余因请以介师为之主，而余与汤尔和、杜杰风辅之。报初出，梁任公评为第二流，盖以其所治之《新民丛报》为第一流也。然《新世界学报》风行一时，观云先生知《选报》之不足以竞也，遂与彝初不合，而先去，故《选报》亦遂废。清季南方之有白话文杂志，盖始于吾师陈叔通先生等所治之《杭州白话报》，行于光绪二十六七年，其时杭州无排印书局，以木刻之，是报于提倡女子放足最力。

　　◎鼓吹民族革命之《国粹学报》

　　余之主撰《新世界学报》也，邻有顺德邓秋枚实所治之《政艺通报》，然初不相往还，及《学报》中废，而秋枚时尚科举之业，欲赴开封应顺天乡试（以庚子义和团故，和议成后，犹不许于京师举试，故权移开封），乃徼余为代，既而乃有《国粹学报》之组织。其始仅秋枚与余及黄晦闻节、陈佩忍去病数人任其事，实阴谋藉此以激动排满革命之思潮，其后刘申叔、章太炎皆加入焉。而申叔不克符其初志，为端方所收，转以讽刺革命党焉。申叔之及端方门也，端方为举盛宴，大集僚属士绅，名流毕至，都百余人，以此自伐，盖申叔世传经术而当其年少已负盛名也。人谓申叔盖为其妇所胁，然袁世凯图帝制自为，而申叔乃与筹安会发起人之列，当筹安会未发表前，申叔抵京，余往访之，申叔语余曰：“今无纪元之号，于吾辈著书作文者甚为不便。”余不意申叔之加入筹安会也，虽怪其言，然答之曰：“是何害，未有纪元之前，古人亦尝著书作文矣。且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太古以来年纪也。”申叔瞠然。明日而筹安会发表矣，俄而洪宪纪元之令下矣，然则果为妇胁而然耶。

　　◎清政轶闻

　　谒陈伏庐丈，观其近得《岁寒高节》卷子，卷额“岁寒高节”四字，行草书，大八寸许，张怀仁书，未失明清间人体气。此卷所绘为松、竹、梅，以寿节母者。竹为宋牧仲作，颇佳，题者数十家，大率乡里之间者也。有顾贞观、彭定求，皆江苏常州人，可知所寿者亦是地人也。会高欣木及叔通师丈皆至，相与谈及清季政治轶闻，伏丈谓：“奕载泽各以亲贵擅宠，而相植党竞权，武昌起义，湖广总督瑞逃入军舰，以避革命军，奕以瑞为载泽姊婿，得息，甚为快意，以为看载泽如何办。及奕主召袁世凯，虑载泽为梗，郑孝胥调停其间，则以由载泽奏保世凯，而奕奏保岑春煊为交换条件。春暄载泽党也，于是以世凯总督两广，而春暄总督四川。春暄故由李莲英进，及为邮传部尚书，有人进言于春煊，谓今为大臣，宜绝阉人，植清誉。莲英馈食，春暄竟谢之，莲英以是衔春喧。及春煊受挤，改督两广，莲英使人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之照相与春煊照相合为一纸，以进于慈禧，春暄遂失宠而不自知也。其将赴广督任时，迂道游杭州，高啸桐介余入其幕，春煊相徼，意甚挚。余告以不独我不能入广，望公亦不去，去则必有不测之祸，因告莲英所以陷之者，春煊大惊，乃乞病居上海。至是，春煊已密通于革命军，而世凯终亦叛清。”通师谓：“辛亥川事既急，总督赵尔丰以三急电请于枢廷，示剿抚，不报，尔丰乃电托叶葵初代探意旨。蔡初方得信于载泽也，葵初将来电碎之，入诸字簏，曰：‘管我何事。’竟不复尔丰也”。伏丈又谓：“逊位之诏，由袁世凯电嘱张季直为之。”通师谓“卒由刘厚生当笔，而汪衮父增末语‘岂不懿欤’四字”。

　　◎杨昀谷论诗

　　检廿四年八月廿五日天津《大公报》附刊杨昀谷之《交游》一文。其举昀谷说曰：“诗须句句以情事纬之，诗贵近思，又贵有远神。诗不可落论宗，《书谱》有迅速、淹留二义，作诗亦然，气行快矣，必用一句留之，相间成章，自然入格。唐贤高格，行气不尚疏快，此乃正法眼藏也。行气总以回合宛转为要，恐其去而不留也。”昀谷名增荦，清翰林院编修，余与昀谷曩多往还，昀谷亦号云谷，故昔为余题李云谷残砚拓本诗，有争礅之戏。昀谷虽通朝籍，而未曾得志，一任龙济光秘书，亦非其志，落拓故都，奉佛独居，卒以穷死。其遗诗八卷，王揖唐为之刊行，余尚未见也。

　　◎婢亦人子也

　　移居金姓之屋，金盖所谓二房东也。其室悬一照相，冠清代二品冠，家有三婢，长者年约二十左右，余皆十四五岁，每晚当余室户而卧。余夏率五时余即起，乃起后竟不能赴盥室，以三婢席地横陈，且怜其睡才四五时也。于乎，此亦人子也，以贫为亲所卖，终身不复知其所生，自朝至夕，执事无间，一无求进知识之机会，年逾В梅，婚姻不得自由，老大率为人妾，即幸得为嫡，亦仍归于贫乏。其毕生之福，为其亲得数十币而尽丧。而主人于婢，以微资享其十余二十年之勤劳，虽衣食之而所省于雇用佣者不止倍蓰也。及婢适人，犹复要其偿还身值，若是者盖十之八九也。其挞罚之加，饥饿之不顾，知识之不与，则以为当然。今国家有令禁畜婢，而畜者如故，易其名曰养女，使呼主人为父母，然其他皆无以异于婢也。此间主人于三婢，虽尚未闻捶楚声，然席地蜷卧，覆之恶，何尝以家人视之，高于豢犬豕者几稀耳。昔余十二岁，从汤颐琐丈至温州，丈买一婢，才九岁，数月后，其父持新鞋来视其女，女闻声奔而出门，号泣欲从以归，父女相持，其状至惨。丈家故有长婢，阻其久叙，令雏婢入而趣其父去。余时即悲悯万状，且怪长婢亦婢也，顾乃不相恤耶。盖汤母无子女，视婢如所生，故婢亦亲之而如所生，仓卒之间，忘其本然耳。